该案是就合同订立中的恶意串通行为所作出的认定，如果是在侵权案件中出现恶意串通行为，就不宜采用上述案例中的认定方法。
从我国的司法实践看，如果加害人构成非法拘禁罪而附带民事部分赔偿的，受害人通常是以身体健康权受侵害为由获得赔偿。如果受害人在受害时没有感受到侵害行为，也没有伴随其他损害，则不认为存在损害事实。
[37]参见马俊驹：《人格和人格权理论讲稿》，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07页。《美国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35条规定，非法监禁的受害人应该意识到这一监禁或者因此受到损害。前者是指公民针对国家公权力侵害的防御权。但是，对于行为人因过失行为，例如劝告、通知、介绍而致使他人遭受损害时，原则上不应使其承担侵害精神活动自由的侵权责任。有学者认为，人身自由权是自然人支配身体、行动的自由权，仅限于人身不受非法拘束和限制的状态，而不包括精神活动的自由等内容。
[39]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本理论》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9～314页。[58]但相反观点认为，只要加害人的行为构成对权利人人身自由权的妨害，不问权利人是否遭受了损害，权利人都可以提起请求。参见：http：//news．163．com/06/1014/08/2TCNKHOP00011229．html．访问日期：2011年6月30日。
孟德斯鸠曾经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定理，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8]这方面的教训已经太多，本文在此不予赘述。[15]童兆洪：《论民事执行权的构造》，载《法律适用》2003年第11期28页。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民事执行权具体如何分解的讨论，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15]：一是两分论。
最后，把执行调查权划归执行启动权的理由比较复杂。因为这种设计更进一步强化了法院内部执行部门从上对下的纵向集权，使原本已经过度集中的执行权力愈加集中。
（二）执行实施权这里所说的执行实施权是指不包括执行调查权在内的狭义的实施权，即只包括强制措施实施权和财产变现权。【注释】[1]黄松有（原最高法院副院长）一案的案发，与全国最大的烂尾楼——广州中诚广场拍卖有关，当时在黄松有的关照下，北京一家公司以九亿二千多万元的价格独家购得中诚广场，转手卖给第三方中石化，售价高达十三亿元，差价为四亿多元。1999年，原深圳中院经济审判第二庭庭长赵永库、原深圳中院法警大队大队长钟乃听因受贿获刑，2003年，深圳中院再有执行庭法官郑海石等三人因受贿被判刑。四分说者认为，民事执行权应划分为执行命令权、执行调查权、执行裁判权、执行实施权。
实践中已有部分法院在进行纵向或横向的执行权两分法分置的探索，相信在实践总结和理论提升后，对执行权会有进一步的科学划分，直至制度化建构的完善和固化。这件事在中石化前总经理陈同海被双规之后浮出水面，黄松有为此被中纪委调查并被河北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具体实施执行中有关强制措施的权力属执行实施权，执行中有关程序与实体问题争议的裁判属执行裁判权。公证债权文书和仲裁裁决的不予执行。
执行不力、执行不到位、执行阻力大、执行缺手段、老赖抗法、耍无赖等等，是一直存在的旧的执行难。这一文件的初衷也许是加强法院内部的层级管理和层级监督。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院执行权力的分解更具有深层次的意义。二是执行债权人、其他债权人或债务人对分配方有不同意见时对之进行裁决。
这一问题的研究和争论意义是重大的，正如江伟教授所言，对于执行行为性质的研究使人们认识到了执行行为的性质还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刺激了人们对执行制度的深入探讨，为这个热衷于改革的时代注入了激情。当然，本文探讨对法院执行权进行内部权力的划分并不是排斥检察院等外部监督机关的监督，毕竟，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检察院作为法定的监督机关在打击执行腐败和执行窝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黄松有一案搜狐、新浪等各大网站均有详细报道。[19]这里将其独立设置是出于以下考虑：执行监督是各种主体对执行工作的监督，包括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监督、媒体的监督、法院内部的监督和法律监督机关的监督等，这和法院执行机构内部的执行裁决在内涵和外延上显然都不一致。对执行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依据新《民事诉讼法》第202条和第204条提出的异议和复议进行裁决，当然，第三人（案外人）就执行标的物主张所有权等权利时，在异议被驳回后应当至审监庭寻求救济。那么，面对如此之多的层出不穷的违法违纪问题，现行的监督机制又是发挥了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呢？目前对法院执行工作的监督主要为法院内部监督和人大、政协等外部机关的监督，以及检察机关的事后监督。
至裴洪泉，又有五名法官因滥用审判权和执行权而涉嫌巨额受贿相继被捕，深圳中院已是大案累累。高洪宾：《执行权性质与执行改革》，载张启楣主编：《执行改革理论与实证》，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青岛中院执行系统的司法腐败窝案爆发后，曾任青岛市中级法院民一庭庭长的青岛市四方区法院院长邱卫东忽然自杀身亡。[11]常怡、崔婕：《完善民事强制执行立法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1期。
执行法院对案件有无管辖权。参见：http：//news．dsqq．cn/china/2010－02－03/1015801．html．访问日期：2011年6月30日。
关于执行权的性质，学界对此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讨论，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司法权说[9]，因为民事执行是民事诉讼的最后阶段，是民事司法权的继续和延伸。[5]张弢是重庆高院主管执行的副院长，张被双规后牵连出重庆高院的执行窝案，先后有十多名执行法官因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被移送重庆市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有人称这是黄松有案件在重庆的翻版。这种情况至今依然存在。[8]林喆：《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页。
[16]孙秀芳、杨桐：《民事诉讼中执行权分立的思考》，载《法律适用》2000年第6期。执行命令权指发布采取执行措施和调查措施的命令的权力。
2000年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以法发（2000）3号文件下发了《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单行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了省一级高院对各省执行工作的统一管理。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执行工作规定》第46条已经有了规定的情况下，又在2009年11月19日出台的《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工作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进行了明确规定，所有的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工作都由司法技术管理部门进行，禁止执行机构执掌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工作。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窝案发生后走马上任的新院长周文轩经过不长的时间也因为司法腐败而被双规，被誉为前腐后继。诚然，不能否认执行行为的行政色彩[14]，但由于执行权的行使的被动性，须严格遵守不申请不执行的原则，相比较而言，还是归入司法权的范畴更为妥当一些。
对行为请求权的执行应及时制发被执行人或协助执行人禁止为或不为一定行为。实际上，各个省一级高院并不能充分行使统一管理职能，尤其对较大的中院更是只有名义上的形式上的管理，很难实质上介入对案件的统一管理，更不用说管人管事和管资产。另一方面，因为有这种虚拟的层级监管而能使别有用心者更有理由排斥别的监管。既然民事执行权属于司法权，或其主要性质是司法权，那么对其具体分解时除了应符合权力制约和平衡的原理外，还应当认真考虑如何更好地体现司法权属性的特点和要求，即与以权利的实现和救济为任务的司法权宗旨相一致。
罗书平因受贿被成都市大邑县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然而，法院毕竟是法律公正的承担者，是中国民众最后的救济途径，承载着终极的社会正义。
[3]深圳中院法官集体腐败并非一日之寒。责令被执行人据实报告财产状况和履行能力。
创造这个词汇时的最初含义，是说胜了官司难以执行到位，老赖多，法院缺乏有力的执行手段[17]实践中已有少部分法院在践行这种做法，如重庆高院在2009年10月10日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全市法院执行工作的意见》，该意见主要就是以内部的分权制衡为核心，从而在全国法院首创执行系统内部四分权的做法。
